中国共产党是“九一八”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是“九一八”抗战的中流砥柱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战,必然首提东北抗日联军。抗联不仅开始最早,而且战斗时间最长,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史》写道:“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东北抗日联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长达14年。”《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也写道: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坚持游击战争14年之久,直至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著名抗联将领冯仲云早在1946年即完成《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奋斗简史》。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87周年之际,本版刊登三篇相关研究成果,以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回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记述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以期更好激励人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笔者认为:其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战从一开始就是抗日联军的性质,不仅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据地方史专家李明最新考证,最早率众抗战的杰出义勇军将领高鹏振就是早期中共党员,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地位,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发端于“九一八”之夜。

为了贯彻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致电东北军全体将士,高度赞扬东北军“抗日的光荣历史”,鼓励他们要举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为“收复我们的东三省以及整个华北而奋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页。)。中共中央在《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把“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并提出了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要实行“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的策略,并在每一个可能的条件下,“在里面发展党的组织”(《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155、157、159页。)。7月16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斯诺问:中国是收复失地,还是仅仅把日本赶出华北与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毛泽东十分明确地回答:“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至于内蒙,那是汉族与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区,我们要努力把日本从内蒙赶出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199页。)在斯诺问到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中国共产党能否同日本讲和,并承认日本对东北的统治时,毛泽东以十分坚决的口气说:“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200页。)8月10日,毛泽东在致救国会负责人章乃器等人的信中,赞扬了东北抗日武装的贡献:“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能够进行继续英勇的抗日斗争。敌人的报纸都承认东北义军已使敌人‘损失十万以上的生命和几万万的金钱’,并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很快的侵入中国内地。虽然他们还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对于国家民族已有了巨大的功劳和帮助。”
(《救国时报》1936年10月30日。转引自《陶行知全集》第4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85页。)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收复失地、抗战到底的决心对张学良及其东北军产生了巨大影响,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重要枢纽。

发表《9·19宣言》:中流砥柱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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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姓名:张洁 工作单位:

中国共产党提出在东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地组织开展东北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其领导人多数属于东北三省军警界人士。如何汇聚更多的抗日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共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摒弃关门主义,勇敢地领导了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中央严厉批评了中共满洲省委只提“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不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对于‘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境’的口号一字未提。对于蓬勃发展着的东北义勇军更是不闻不问,更说不上组织东三省各重要企业中的反日罢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9页。)的做法。为了加强党对中共满洲省委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央向满洲省委派了长驻代表,以改变“还没有什么大的斗争是在吾党领导之下”的困难局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第98、120页。)。1932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通过决议,明确了发动满洲游击战争,领导反日民族战争的任务和目标。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河北省委必须加强对于东北义勇军的领导,造成东北义勇军中的中心部队,把这一战争的领导权拿到我们的手里。各地党部应该发起‘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北上决死团’等组织,武装群众、动员群众尤其是工人到东北义勇军中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第291页。)。在中共北方各省委联席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号召“开展义勇军运动与树立党的领导”,提出“开展援助东北义勇军运动,应成为北方党目前中心工作之一”。“在有些我们工作比较有基础的地方,我们可直接发展游击战争,创造强有力的游击队,来影响与团结广大的义勇军在它们的周围,来开展反日与反国民党的夺取政权的斗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第385、386页。)决议还明确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空喊组织苏维埃等。在“南京政府拒绝给满洲义勇军任何帮助并尽力阻止义勇军参战”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国民众书》:“我们必须组织义勇军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士兵积极抵抗。”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17页。)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信中提出,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同时,要汲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加强和巩固满洲党的领导”,“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夺取和巩固反日斗争群众的领导到自己的手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第43、44、52页。)为了扩大东北义勇军的战斗力量,中共中央要求“河北党必须以战斗的动员革命的工人农民与反日战士去加强扩大前线的抗日运动,满洲党应十百倍的努力去加强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中的领导与组织”。河北、满洲党必须“发动游击战争,以扩大与加强民族革命战争的运动”。“北方的党必须用一切力量在国民党军阀军队的东北军与西北军以及‘满洲国’的士兵中,号召与组织革命的士兵来参加民族革命的战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第441页。)

中国抗日战争既是中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国家意志和精神的较量。中华民族在近代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心涣散,因此重铸民族精神是实现国家独立与复兴的前提。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促使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种团结和觉悟始于“九一八”抗战,中国共产党把“血肉筑长城”精神铸成凝心聚力的文化符号,并传承至今。

1932年4月15日,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长与成熟,已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率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党先锋。解读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需要以中国抗战视角,更需要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角。“九一八”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的远见和魄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需要加深认识。

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东北三省的游击战争,对其寄予厚望。早在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就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的名义致电东北人民革命军及义勇军,向他们表达革命的敬意,希望他们“坚持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更广大的民众,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第78—79页。)。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与东北义勇军的关系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那里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团体,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在1938年5月30日《解放》第40期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特别以东北三省游击战为例,指出了东北三省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他说:“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6页。)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给东北抗联的电报中,高度评价了东北抗联,认为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忘记沦陷在敌人铁蹄统治下的东北三千万同胞,我们也不会忘记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民族死敌作长期斗争的亲爱的同志们”。电报还透露,“八路军一个支队曾到冀东游击,希望在东北各地的民族志士及全体同胞,在敌人后方响应,与敌进行更加长期的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我国军队在将来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81、182页。)

提起抗联成立时间,最普遍的回答就是1936年。那又如何理解东北抗联斗争历程为14年呢?从根本上讲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与东北义勇军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其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战从一开始就是抗日联军的性质,不仅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据地方史专家李明最新考证,最早率众抗战的杰出义勇军将领高鹏振就是早期中共党员,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地位,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发端于“九一八”之夜。其二,中国共产党党史文献中常见“义勇军”和“抗联”通用或并用的表述,证明在当时中共中央看来,“义勇军”和“抗联”本质上相通。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于1934年就已诞生,没有东北抗日联军,何来总指挥部?其三,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其主要意义不在于抗联始建,而在于建制和组织上更加成熟。

发表《9·19宣言》:中流砥柱的起点

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各地工农群众的声援下,不到两年时间,中共满洲省委在东满、南满、吉东、北满等地创建了十几支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东北迅速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骨干的人民革命军。特别是“在大部分义勇军中,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的国民党将军们相继叛变”(《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的情况下,至1933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地游击队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力量。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个军、1个独立师,共3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数千次战斗,粉碎敌人上百次的“讨伐”,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凝聚抗战精神:中流砥柱的灵魂

以往众多论著中,很少提及《9·19宣言》,而着力突出中共中央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应该说,两篇宣言都属于“特别突出、引人注目”并可以“作为大的历史运动坐标”的事件,但《9·19宣言》更具里程碑意义,其意义,一在于该宣言起草于“九一八”事变当夜,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的第一时间就果断站在了抗战起点上;二在于该宣言的发表恰与9月19日张贴于沈阳街头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布告针锋相对,使更多人在骤然降临的国难面前看清日本侵略的本质;三在于该宣言初步奠定“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雏形。《9·19宣言》吹响了民族抗战的号角,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从此发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几个月之内便占领东北全境,将东北变成其继续扩大侵华战争的基地。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领导东北抗战进而收复东北,作为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很长一个时期独立支撑了东北的抗日斗争。同时,中共还从战略层面经略东北,通过各种方式向东北渗透,在靠近东北的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威慑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支援关内的抗日斗争。这些都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力量迅速进入东北,进而以东北为战略后方,推进全国解放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2年4月15日,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长与成熟,已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率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党先锋。解读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需要以中国抗战视角,更需要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角。“九一八”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的远见和魄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需要加深认识。

编者按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目前时局最基本的特点,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1页。)。因此,东北抗战在形式上是局部抗战,但在本质上则成为形成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先声。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要求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其中重点发展游击战的地区就包括东北三省。(《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

推动统一战线:中流砥柱的纽带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但长期以来该论断主要基于“8年抗战”体系而非“14年抗战”体系。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贯穿“14年抗战”始终。在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九一八”抗战的首倡者、组织者和主导者。正如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所写:“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东北变成其侵略中国的后方基地和反对苏联的前哨。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东北战局的发展,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将领导东北局部抗战与收复东北作为战略目标,最早发出抗战号召。日本占领沈阳的第二天,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25日、30日和10月12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连续发表决议、宣言、告全国民众书和指示信等,提出组织东北人民群众,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和联合各抗日组织和军队共同抗日。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中共中央提出,“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党目前的中心鼓动口号”,要求“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争斗(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60、568、569页。)。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举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艰难形势下,仍然提出“必须坚决的同那些以为苏区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做斗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第559页。),表达了坚决领导东北抗战和收复东北的强烈意愿。

(作者:张洁,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TRUTH史料研究”首席专家、辽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最早可追溯到中共满洲省委“九一八”事变当夜起草并经第二天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9·19宣言》)。《9·19宣言》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等等。《9·19宣言》是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法理依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正以卓有战略、政略的远见引领抗战方向。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战与收复东北的战略目标是明确的,在战略实施上也是成功的。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形成了东北局部抗战的局面;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与实践,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初形态。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的上层与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为张学良逼蒋抗战打下了思想基础。

抗联在“九一八”抗战中取得关门山大捷等无数战绩,为牵制和消灭日军作出了突出贡献。抗联的武装斗争也为统一战线、游击战、持久战、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权建设等思想理论提供了“试验田”。没有武装斗争实践为基础,抗战理论无从得到发展。“九一八”抗战筑起了血肉长城,也提供了系列理论源泉。

中国共产党;抗战;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宣言;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帝国主义;联军;人民

一、中共领导东北抗战与收复东北的战略目标

“九一八”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军事、组织和精神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历史性发展,中流砥柱意义实至名归。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在“九一八”事变爆发87周年之际,本版刊登三篇相关研究成果,以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回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记述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以期更好激励人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在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顺应时代要求,积极倡导、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收复东北,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最早倡导并始终高举团结大旗,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两条统一战线并行,一方面凝聚全民族力量抗战,另一方面推动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如同强大的纽带,把正义之师拧成一股绳,从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地位。

坚持武装抗战:中流砥柱的核心

“九一八”抗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发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率先在东北尝试运用抗日联合战线的策略开展抗日斗争,使辽阔的白山黑水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战场”。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联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主旨在于呼吁团结抗战。周恩来在1931年10月21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表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民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胜利。”1933年初,著名的《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伊始就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国难,东北战场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淞沪、察哈尔等战场与国民党军队积极配合,推动联合抗日,直至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历经碰撞与协调,最终实现合作抗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在“九一八”事变爆发87周年之际,本版刊登三篇相关研究成果,以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回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记述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以期更好激励人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以往众多论著中,很少提及《9·19宣言》,而着力突出中共中央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应该说,两篇宣言都属于“特别突出、引人注目”并可以“作为大的历史运动坐标”的事件,但《9·19宣言》更具里程碑意义,其意义,一在于该宣言起草于“九一八”事变当夜,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的第一时间就果断站在了抗战起点上;二在于该宣言的发表恰与9月19日张贴于沈阳街头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布告针锋相对,使更多人在骤然降临的国难面前看清日本侵略的本质;三在于该宣言初步奠定“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雏形。《9·19宣言》吹响了民族抗战的号角,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从此发端。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但长期以来该论断主要基于“8年抗战”体系而非“14年抗战”体系。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贯穿“14年抗战”始终。在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九一八”抗战的首倡者、组织者和主导者。正如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所写:“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而其早期萌芽和实践也都源于“九一八”抗战。近年,沈阳“九君子”和被誉为“沈阳拉贝”的国际友人联合以TRUTH(“九一八”事变后,“九君子”充分利用国联调查的有利时机,针对国联调查对实证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伪当局原始的文件、公告、信函等,编辑成名为TRUTH的铁证)为利器推动国联仲裁的历史广为传播。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场国际性民间抗战外交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和促成的。因为“九君子”中除了共产党员,就是和共产党员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名流;医学教授刘仲明是负责TRUTH汇编的“集大成者”,然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更尊重共产党员巩天民的意见;从TRUTH的汇编到协调国际友人保管和递交,中共满洲省委以及共产党员郭尊三等一直和“九君子”积极配合。看似民间自发的国际联合,实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抗战外交的重要举措。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统战思想不断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传递给全世界。当时中国共产党虽不是执政党,但自抗战伊始就深深懂得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人民发展合作关系。东北抗联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国际统战思想在军事上的延伸。

《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筑长城的英雄气概。这首歌由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共同写就。歌曲诞生后,迅速成为鼓舞和凝聚中国抗战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自己利益和意志的真正代表,从而自愿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抗战精神的强力凝聚“使中国现代政治力量得以重新整合”,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所向和民意所归,历史再次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

日本发动的是武力入侵,所以武力反击是根本的救亡之道。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9·19宣言》中就已明确指出。组织自己的军队,坚持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强力依托,也是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最早可追溯到中共满洲省委“九一八”事变当夜起草并经第二天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9·19宣言》)。《9·19宣言》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等等。《9·19宣言》是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法理依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正以卓有战略、政略的远见引领抗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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